“你敢不敢接下這個案子?”2008年，我剛從刑檢部門調回反貪局，局領導就點名找我“下戰書”。

那時的我三十出頭、年輕氣盛，案件線索都沒細看就一口答應下來。萬萬沒想到，這起因退休老干部閑聊引出的“蟻貪”案，成為我二十多年從檢生涯中最苦最累的一仗。

當年春節，某國企舉辦退休職工團拜會，老同事們席間閑聊，老陳無意間發現自己的退休金比同事少12元。

“我們工齡、學歷、級別都一樣，這少的究竟是什么?”較真的老陳來到武漢總公司咨詢。在人力資源部的工資冊上，赫然顯示兩人退休金一模一樣。當時該公司退休人員工資均由總部造冊、郵寄到各地，再由老同志們自行到郵局領取，這退休金縮水的問題很可能出在負責郵寄的工資科科長李某身上。雖然李某矢口否認，但公司仍將該情況反映至我們江漢區檢察院反貪局。

面對比較明朗的線索，我卻越想越心里發憷：該公司現有退休職工600余人，其中有多少和老陳遭遇類似?李某任職多年，這般微量截留的行為持續了多久?雖知“工程”浩大，但“軍令狀”已立，我只能迎難而上。

初步了解該公司退休金發放、醫療費報銷等流程后，我帶著初入行的助理小林將幾百本涉案賬冊悉數帶回，緊鑼密鼓開始查賬。幾天查下來，我漸漸發現其中貓膩不少，李某不僅常年扣發退休金，還存在虛報冒領、操控報銷比例“玩秤”(武漢話，指缺斤少兩、弄虛作假)等行為。我一邊分析證據，一邊考慮到全部查實尚需時間，拖久恐生變，先找“板凳”要緊。

反貪干警口里的“板凳”，指的是先易后難，搶先固定住幾筆能達到構罪標準的犯罪事實。我從報案人老陳及其同批退休人員入手，調取他們工資領取記錄與發放賬冊比對，發現十幾位老人的退休金都被不同程度“薅羊毛”，從幾塊到十幾塊不等，時間長達六年。僅此一項，便一舉鎖定了李某挪用公款3萬余元的犯罪證據，足以對其采取刑事強制措施。

明確偵查方向后，便是漫長的取證之路。600余名退休職工都在長江沿線居住，要找他們核實退休金及醫藥費，又不能冒任何風險，留在我們面前的只有最笨、最難的一條路：挨家挨戶找上門去!

為了節省時間，我在該公司紀委書記的陪同下，順重慶而下取證，助理小林和法警另組一隊，從上海出發。每到一城，白天，我對照花名冊上的姓名、聯系電話、家庭住址逐一聯系，登門調取退休金領取記錄，逐一核實醫藥費報銷情況，復印醫藥費報銷單據、住院單證等憑據，再分門別類整理留存;晚上，通過電話指導沒有偵查經驗的小林制作詢問筆錄，叮囑次日要做的工作及取證細節。就這樣一步步往前、一份份累加，待兩支“小分隊”在武漢“會師”時，我和小林終于將600余名老員工近年的退休金領取情況查了個清清楚楚。

但是，由于有人離世等原因，醫療報銷這一塊并未完全查實。“那就對照報銷手續到醫院去查，盡可能尋找痕跡。”面對已經產生畏難情緒的小林，我一刻不敢停歇，又開始了第二輪補充調查，到醫院調取病歷、發票等一切能證實醫療行為確實發生的憑據，與集團賬目比對，以辨真偽。

用盡法律賦予的全部偵查期限后，我們帶著從各地搜集來的證據來到看守所，與李某一筆一筆“對賬”：應發數多少、實發數多少，差額去了哪里……整整七天，從早到晚，逐人逐年對照。面對如此翔實細致的賬目，李某的心理防線迅速瓦解，承認了自己的“蟻貪”行為。隨著這份多達172頁的對賬筆錄簽字捺印，李某任職六年間涉嫌貪污9萬余元、挪用公款30余萬元的犯罪事實全部被鎖定。

案件移交審查起訴前夕，我突然發現，退休金賬目中六年實發總賬加上李某涉案金額，與集團應發數之間相差8分錢。“為什么兩邊對不上?是統計方法錯了，還是哪里馬虎了?”師徒倆極力壓抑著內心的困倦與推倒重來的焦躁，分頭把各自整理的賬目又復核了兩遍，終于在一處角落發現了漏算的8分錢!

“辦案就要嚴謹，證據就要精確到分毫。”我將數字一筆訂正，該案偵查工作也終于畫上了完美的句號。

憑借分毫不差的證據，2009年5月8日，法院以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，數罪并罰，判處李某有期徒刑十四年。李某當庭服判，心服口服。(樂峰 付靜宜)

關鍵詞： 12元工資差額